丛林文学||【名家有约】李星作品欣赏

本期编辑:月亮之巅

推 荐 语

《热爱命运》完稿于1991年元月16日。我将稿子拿到省作协,让评论家李星写序。那时他和我一样,在文坛默默无闻。但他的序,充滿了精辟独到的见解。我常对人说:李星是天才型评论家,他手中的笔,有直指事物夲质的能力。三十年后的今天,读他的序,仍然有一种震撼,一种直透肺腑的感觉。

—–程海

作 者 简 介

李星, 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 。 历任《陕西文艺》杂志编辑 , 《延河》杂志编辑 , 《小说评论》杂志编辑、主编 , 编审 , 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 “茅盾文学奖”评委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生态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影视评论学会常务理事 。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 。 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

中情谁察死不甘

—《热爱命运》中的南彧形象求解

李 星

程海曾经是陕西文坛一位重要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逐渐将创作的重心转向散文和小说创作,并于1990年出版了三十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夏娃》。此书给素以冷静著称的陕西文坛造成了一次激动,使陕西乃至全国许多创作的行家里手刮目相看,该书也遂于1991年夏再版,并获双五文学奖。关于《我的夏娃》,笔者也曾有一小文议及,虽然简陋,却也说出我对程海小说创作的一些主要意见。在谈到《热爱命运》以前,先抄录如下,以期待读者对程海以前的小说创作特质和整体风貌,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程海的小说不好读,但很耐读。不好读并不是因为作者故弄玄虚,有意设置语言的障碍,而是因为他既不靠曲折离奇的故事来吸引人,又不是客观地讲述生活事件的过程,直接告诉人们一个什么道理,而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受,充分地心灵化、情绪化,也就是高层次地审美化。心灵化的小说,包括散文、诗歌,都不可能供追求感官刺激的人来消遣,它却可能供具有自觉的精神追求的人去体味,去琢磨。这是一种艺术审美品质比较高的小说,歌德、泰戈尔、川端康成、鲁迅的小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程海最先是以写诗进入中国文坛的。当时他还在一个县城工作,他的诗带有关中原野明丽清新的色彩,对于诗的形式也十分讲究,节奏感很强,可以供人吟咏、朗诵。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和深厚的修养。他的小说也具有诗的魂魄,包括心灵化、感情化,包括纯美而高远的意境,包括诗意盎然的语言。程海的艺术感觉能力和艺术想象力在当代中国文坛的作家中是一流的。他的小说题材不新、故事不新、人物关系不新,但他的描写和叙述却处处充盈着新意,新的感觉、新的想象、新奇的描写,让你惊叹不已。一个作家的本事在于对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关系、新故事的发现,一个作家的本事更在于敢在别人已经占领了的土地上耕耘,你有你的收获,我有我的收获,而且我的收获同你不一样,甚至比你的更有价值。程海有这个魄力,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大家也都有这个魄力。

像他的诗一样,程海的小说也蕴藏着对家乡、对故土、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眷恋和热爱。迄今为止,他的小说还是以涉及乡土的为多,但他的小说风貌距所谓的乡土小说甚远,这是因为构成他小说灵魂的是一个视野开阔,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思想和智慧的高处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真善美并不是一个新观念,从文学史上看,莎士比亚、雨果、屈原、司马迁都苦苦追求过,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中,它仍然具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将热情献给它,程海认为值得,我们也认为值得。

程海的小说没有爆响,却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渐渐获得读者和文坛上的有识之士的刮目相看,这得益于他的刻苦,他的努力,而最能给人启示的却是他的创作心态。他在文坛之中,又在文坛之外,他只关心自己的艺术,而不关心艺术之外的名利和地位。他是能冷得下去,沉得下去,耐得了寂寞的人。耐得住寂寞,谈何容易!程海却能做到,或者在大部分时间能做到。

这篇短文发表以后,我因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也曾心怀忐忑,担心自己是否说了过头话。在拜读了程海长篇小说新作《热爱命运》之后,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不是因为自己的话多么正确、多么有预见性,而是因为《热爱命运》更为充分地展露了程海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创作潜力。与《热爱命运》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相比,我的见解不是超前了,不是过了,而是还有很多不到之处。

我的直观印象是,《热爱命运》不是那种一览无余、几句话就可说尽的作品,也不是那种一锤定音、一篇文章就能谈清的作品。它是那种无论认识价值,还是审美价值,都包孕丰富,内涵复杂,经得起反复咀嚼、多方面思考的作品。这原因不在别的,而在它虽然产生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土壤,却没有停留于记录当代生活的客观过程,而以表现当代社会的心理情绪、文化冲撞为主要任务;它虽然塑造了南彧这个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人的典型形象,但却没有满足于描写他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应对,而集中表现他在爱情生活中独特的思想、感情、情绪、灵魂和心理。在当代中国多样化的小说园地中,《热爱命运》不仅切入时代历史的视角独特,表现手法独特,而且人物独特,甚至独特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程度。他,就是南彧。一切麻烦都由他而起,尽管有他坦诚的自评在,这个形象仍然复杂得难以把握,难以给他以盖棺定论(棺者,作者完成了的文本也)。

何许人也?这个南彧!他的身份是不大的A城工人俱乐部的文化辅导干部,是个业余诗人,在作品中已经崭露头角;作品开始时已经二十岁,结束时,也不过二十二三岁。他的家乡,在距A城不远的农村,三岁丧父,母亲守寡,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并从学校毕业。可以看出,他是个乡村穷小子,他是个可怜巴巴的靠人提携的外县小诗人,他是个层次最低、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小干部。他要进入小说,按照惯常、习见的构思,应该写他从乡村小子到吃商品粮的干部的奋斗史,或写他在诗坛从业余作者到著名诗人的发迹史,或写他从不起眼的、不被人看重的小干部到实现了权力欲望的成功史或失败史—这几种构思,顺理成章,作者也不乏丰富的生活体验,文坛上也不乏成功的借鉴。但是,这几种构思程海都回避了,不如此,可能就不是我们已熟悉了的、写诗起家的程海,写出了《我的夏娃》等别有境界的小说的程海。《热爱命运》中的南彧,既没有个人的奋斗史,也没有个人思想、心理、性格的成长史,即使他在诗坛的成功也没有在作品中占多少重要的地位。从作品一开始,南彧就是一个完成。全书几十万字,整个儿就是他完成或者成熟了的性格、心理、人生思考的显现。篇幅巨大的长篇,而不是短篇或者中篇,可以回避开线性的历时性的性格发展,可以把人物与社会、与时代的冲突简化到几乎只剩下自身灵魂的挣扎和漫游,如果作者不是生命情绪饱满的诗人,不是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哲人,不是人类生命和灵魂的探险者,不是知难而进的文学事业的勇敢者和献身者,它的成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程海成功了,至少可以说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成功的标志就是南彧这个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农民儿子到小城知识分子、从不起眼的小干部到著名诗人的形象,已经像一尊耀人眼目的石雕一样矗立在我们面前。他具体而令人难以把握,鲜明而难以说清,真实而又虚幻,传统而又现代,可爱而又可憎等,各种复杂的现象、对立的思想、感情在他身上出现,各种对立而复杂的阅读印象、审美情感、价值判断缘他而生,以致我对自己的审美和知解力失去了信心。因此,下面几点阐释的努力也仅仅是一种尝试。对于读者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提示,不如说是一种求助的呼唤。

南彧的行状大抵与青年女性有关,也即是说南彧性格、心理是通过他与几个青年女性的关系来呈现的。他借宿农家,主家母女热情接待,他却对主家女子蓝桂桂一见倾心、心旌摇荡、想入非非;他在农村街巷见一挑水女子,顿时视若天仙、忘乎所以、刻骨铭心;在A城三干会上,他又倾心于广播站女播音员叶小昙,追慕不已,缠绵悱恻;与此同时他又禁不住蓝桂桂风骚的舅母诱惑,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在与蓝桂桂结婚后,他很快又与已和他人结婚的叶小昙同居;在深爱着叶小昙的同时,他又对再次邂逅的挑水女子生非分之想。蓝桂桂说他:“最不安分,最爱幻想,一见到漂亮女人,就像蝇子见了血!”叶小昙说他:“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情种,是一片风波不息的爱情!”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爱一切美丽的事物和美丽的女人”。—确实,仅从对女性的泛爱,也主要是从对女性的关系看,南彧真是惊世骇俗!但是,只要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不为世俗的眼光所左右,我们就会发现,南彧并不是世俗观念中的市侩流氓。与之发生实际的性关系的共有三个女人:一个是他合法的妻子,一个是他深爱的叶小昙。他与桂桂舅母的关系并非他愿,他的责任主要是经不起诱惑,何况只此一次。他当时也尚未结婚,他后来对她的几次拒绝,几次解开叶小昙的衣扣又扣上,固然可以解释为“色重胆虚”,但也足以说明,他决不是一味追求肉体刺激的动物。至于他对如挑水女子等的想入非非,也仅仅只是心旌摇曳,如果不是他自揭隐私,自叙冲动,是构不成任何人格的瑕疵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体美,更是上帝的一份杰作。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艺术品都以人体美,包括女性美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如《维纳斯》《牧羊女》。在中国虽然一些文艺作品表现得含蓄一些,但同样早已关注到人体美、女性美,如用花形容妙龄女郎,用凝脂形容女性的肌肤,用“羞花闭月”“沉鱼落雁”比喻女人美丽,也从不忌讳男子对女性美的欣赏和崇拜,如汉乐府《陌上桑》等。

“你的欲念其实是生命的任务。你如春之花蕾,你想女人不过就像花蕾之要绽瓣,你想爱无非是为了施展青春,你所谓的疯狂不过是创世者的冲动,你所谓的罪恶其实是生命的自然之态。”“因为你只有二十岁。”“我喜欢她的美貌,其实和喜欢一朵好看的花朵,一片彩色的云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可谓钟灵毓秀,物华天宝!钟爱她们就是钟爱完美,钟爱大自然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她们代表一种境界,当你的精神步入这种境界,你就会从日常生活中的烦琐庸俗中升华。”这是《热爱命运》中南彧的内心独白,之所以要将它们抄录一遍,全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女性关系的两种观点:一谓对异性的冲动是年轻生命的自然之态;一谓女性美像自然界的许多美丽的事物一样,也是大自然的杰作,所以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其中虽包含着南彧为自己辩解的成分,但应该承认这个辩解所持的观点却是正确的,是生命和审美的普遍之态,是它们的规律之一。需要补充的是,人是自然,但人又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灵魂的社会历史的生命,对异性的形体美的赞叹、欣赏,说明了审美是形式的,但形式美往往是暂时的,常常需要真和善的支撑,需要进一步的价值判断。在《热爱命运》中,同样一个蓝桂桂,最初在南彧的眼中,一切都是美的,连缺点如两眉宽、微胖等都成了优点;而在蓝桂桂后来主动向他表示爱时,他却产生了厌恶,原因非常荒诞,这就是,他认为女人“只应等待,不应出击”,凡是主动出击的,马上会引起他的厌恶。只此一端,就可看出南彧的女性观,并不是永远冠冕堂皇、永远无懈可击的。他有宗法男性社会的褊狭、自私,也有一切为我所用的男子汉中心主义的丑恶与卑鄙。南彧可憎的一面,在处理和对待与蓝桂桂的婚姻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充分。一是既知不爱她,却要与她结婚;二是结婚后马上为个人的功利算计而懊悔:“我的肩头上,却因为有了你的负荷,今生再不会轻松。我对你已经有了责任,有了义务。正因为你毫无保留地交付,才使我成了仆役。”“我变成了家庭,我丧失了独立,我还要为这个家庭去劳作,去献身。”爱情意味着承诺,婚姻家庭就意味着义务,可怕的不是南彧聪明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他对自己的承诺和义务的诅咒、憎恶。正是在这种意识或潜意识的指引下,他鸡蛋里挑骨头,千方百计从蓝桂桂身上找缺点,寻找背叛的理由。这理由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为蓝桂桂婚前所隐瞒的一手大、一手小,尽管她的两只手单独看都是完美的,不仔细比较也看不出差异,他还是有一种总算抓到了蓝桂桂欺骗了他的事例,找到了背叛的理由。(关于手的比较这个细节的微言大义,是另一层次的问题。只要仔细读书,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哲理和象征的意义。)所以叶小昙不无敏感地提出:“你太专横了,你对别人总要求完全的纯洁,不能有任何隐私和隐衷,甚至不能有意志自由!一旦有小小的对不住你,违背你意志的地方,你就雷霆大作。”所以,世俗对南彧的谴责又有世俗的道理,因为他从一己的利害出发粗暴地伤害了对他忠实地履行着妻子责任的蓝桂桂,又以个人的欢乐和放纵,伤害了他忠实的朋友田大光。

自然,世俗又有世俗的偏见,它主要表现在,囿于文化习俗的力量,不能面向和自省自身,而对别人的私生活(它在很多时候无损于社会公众的事业)表现了过多的兴趣。他们对别人私生活的攻击与其说是出于维护一种公共生活准则的热情,不如说是出于嫉妒心,出于幸灾乐祸,出于野兽般的攻击欲望。所以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物时,既要遵循公众生活的一般准则,又不能完全蒙蔽于世俗的眼光。抛开世俗的偏见,我们来看南彧,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又是一个很真的人。这里的真有三个含意:一个是作为文学形象的南彧,保持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全部或许多复杂性;二是他活得很真,敢于承认和袒露自己的许多缺点和毛病;三是他对生活和事业有着许多本真的追求和理想。这些理想和追求尽管在当代难以完全实现,但它们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却不无意义。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论述和正在论述着,并且可以说,我这篇文章的主要宗旨也只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而后两点都涉及南彧思想、性格的反世俗,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反主流文化的特色。第一,是主流文化历来讲做人要安分守己、乐天知命,他的灵魂却最不安分,最爱幻想,最爱想入非非,永远躁动不宁;第二,主流文化历来讲做人要清清白白。他却敢于承认自己灵魂的黑暗和罪恶,甚至于自己骂自己浑蛋,而且经常徘徊于当好人还是当坏人的矛盾之中;第三,主流文化教育人要扼守中庸之道,学会妥协,不要奢求圆满,为此要进入“克制忍耐”这个人生学校,他却最难妥协,最不会克制,有着过分明晰的是非标准,过分森严的善恶观念,不光自己想成就一个完人,也要求别人,要求社会绝对完美无缺(当然这里的完美是以他的标准而定);第四,主流文化要人们压抑自己生命的自然欲望,他却为这种欲望大唱赞歌,并常常身体力行,使之在自己身上张扬……所有这些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世俗文化心理的怀疑和逆反,对一种迥异于传统的人生价值、生活目标的追求,相对于传统社会文化心理,南彧是一个十分清醒的怀疑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突出的个人主义者。应该如何评价南彧的怀疑主义—个人主义呢?首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心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虽然这两部著作都有着旧的人本主义的痕迹,但其基本精神却是贯穿始终的。所谓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属于意识的范畴,毫无疑问应该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其次,中国又是一个长期以儒教作为统治思想的国家,虽然今天已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都发生了根本而巨大的变化,但宗法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在人们的意识中,在社会文化习俗和心理中,在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还浓重地存留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彧的怀疑主义—个人主义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并不能一概否定。人们的思想、社会的意识正是在怀疑和否定中新生,社会历史正是在怀疑和否定中前进。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不光是经济体制的、政治的改革,也是思想文化和人们的精神观念的改革。然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的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因此“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515页)。所以,南彧的许多思想观点,包括怀疑主义—个人主义的理想,又常常是想入非非,甚至脱离历史,脱离社会现实的:它们的怀疑否定一部分在今天也是合理的革命的,有一部分却大概永远只能是自己的空想了。而更大量的却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存困境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选择的艰难的反映和自觉。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然之子,是神之子,是神的代理人,是英雄和君主的奴隶,人们只要认天命就行了;此后也曾有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人们终于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他们可以依靠人的理性和万能的科学技术,解决人类的一切生存、发展和自由幸福的问题。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失衡、能源危机,高度的理性发展所带来的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和人性的异化—现代高科技社会所具有的一切弊端,终于打破了人关于自己的盲目乐观自信及人是不可能战胜的神话。而今不仅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象化和人的自我确证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而且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矛盾也成为日益突出的世界问题,困扰着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南彧面临的许多难题,正是当今人类的难题,南彧所面临的选择的艰难,正是当今人类选择的艰难。

正如南彧自己所认识到的,他是一个生性高度敏感和高度脆弱的人,又是一个感性和理性都高度发达的人,还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都有着过高要求的人。以这样的个性,面临这样多的社会和人生难题,这就注定了他会活得很累、很苦、很不自然。然而南彧的痛苦不只在于他与世俗观念和主流文化的对应,还在于他虽有先知者(相对于他的环境)的聪颖和敏感,觉悟到了现存文化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却不能解决自身所存在的严重的文化倾向的悖逆。正是这种悖逆,导致了他人格和灵魂的多重和分裂。在小说的第三十章,针对蓝桂桂对他的指责,南彧说:“道理是道理,生活是生活。如果道理就是生活,那人世间就成为至乐至美的天堂了。生活和理想之间永远有一个差距……所以说要把生活想得简单些,愈简单愈好。”蓝桂桂说:“我知道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我和你离婚,叶小昙和田大光离婚,我和田大光另找对象,你和叶小昙破镜重圆,不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南彧却说:“你知道我不会狠下心和你离婚,所以才这样说。”既知自己已经不爱蓝桂桂,既知婚姻、家庭使自己成为仆役,为什么又不能“狠下心”离婚,使家庭解体?知道越简单越好,为什么不能按简单办法来?难道只是因为母亲不同意,妗子阻拦?而母亲、妗子又是什么?她们难道有权利让“我”过“仆人”的生活?因此,归根结底,南彧还是不能忘却对家庭、对婚姻、对亲人、对儿子的责任,不能不顾及荣誉、成就、未来、尊严,而这些荣誉、尊严、成就说穿了就是世俗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蓝桂桂说南彧色重胆虚。胆虚不是胆小,也不是虚伪,而是指“你是马,命运是车。你已经套在命运的车辕里。你开始当然觉得不习惯,但你最后总是要认命的”。这个为南彧所终生摆不脱的命运之车,就是环境,就是世俗的价值标准,就是他企图否定的主流文化。驾辕马也有不安分的骚动,但最终还得拉着车跑;南彧也是如此,他思考过,怀疑过,反抗过,但最终还是过不了通向“死门”的五关;既然死不了,就还得回到现实。这不是宿命,而是既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的制约。当然人是有文化选择的自由的,他有权超越固有文化,选择另一种文化,如鲁迅、胡适,如毛泽东、陈独秀。然而这种选择的主动,一是要借助于历史所提供的机遇,二是要靠个人天赋和非凡的意志。历史的机遇对南彧来说,不能说一概没有,但特别突出的是他还是缺乏意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个语言和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知行脱节,理智和感情分离,徘徊于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灵魂和人格常常分裂,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共相?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的最后办法是归隐于奥妙无穷,却又寂默不语的大自然。从始至终,南彧也表现出强烈的与自然的亲和倾向,他不仅对大自然的美具有着新鲜奇特的感受,而且有以自然为自己的最终精神家园的感情意向。自然,对他来说,就是和谐,就是完满,就是归宿;自然,对他来说,是精神的母亲,也是一种宗教信仰。不仅他的好友叶凯,他的崇拜偶像挑水女子,最终都以闹市隐士为精神的归宿,就是他与几个诗歌爱好者的交往,也让人想到隐逸和“陆沉”。

总之,《热爱命运》中的南彧是一个复杂、丰富、深刻的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人的形象。在他的灵魂和意识中既有鲜亮的现代生活的光斑,又有浓重的传统生活的阴影。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困惑反映了当今人类和历史的困惑。他所面临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固然表现了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个纯粹个人主义者的穷途末路,但他身上所出现的灵与肉的对立,理智和感情的分离,以及这种分离所造成的痛苦,又未尝不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纷纭复杂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曲折反映,是历史文化转型期所出现的某种必然,是当代世界性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撞、龃龉与融汇、继承与革新的缩影。南彧的心态具有典型的历史文化的意义。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南彧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既属于过去和历史,又属于现代和未来。他的未来意义不只在于他对传统文化某些弊病的思考和批判,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活不好、死不了的代价所留给正在开创未来的人们的思考。

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艺术家的发愤之作,《热爱命运》在长篇小说艺术上也有许多自觉的追求和探索,这种追求和探索足以使它将自己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区别开来,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首先,《热爱命运》的叙述角度是第一人称的倾诉体。主诉人是主人公南彧,倾听者是作家程海,记录整理加工的也是这个程海。因为是拟两个人面对面的倾诉和倾听的关系,这就使作品挣脱了小说语言、长篇文体规范常常带来的束缚和阻碍,如时间、环境、地理背景的交代,冗长的过程和琐碎的生活细节,可以直接切入事件的核心和人物的灵魂,可以放开手脚中断事件过程,插入相关的思考和联想。所以,《热爱命运》打破了许多小说原原本本讲事的因果过程框架,艺术思维呈跳跃状,具有一种自由、散漫、亲切的风格。它可以依据倾诉者的心灵需要,随意丢掉一条线索,提起另一条线索,又可以在某一点上停留或加意强化渲染,或做多方位的拓展和深入。要跟上倾诉者活跃的思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兴趣,也不是人人有如南彧或程海这样超常的智力。不过,智力游戏、灵魂探险,却又可以成为一种诱惑人的魅力。还有一个诱惑人的地方是,程海所讲的南彧的故事,或者南彧所讲的个人经历,他们多属于个人的隐私,具有难得的赤裸裸的真实性。在社会和法律上揭人隐私是不被允许的,但在文学上、小说中却又另当别论。说没有隐私就没有小说固然有些武断,但是许多伟大的作家都一律涉及个人隐私,甚至正是隐私构成了他们人性的魅力之一。另外,这种真假虚实的叙述方式,产生了独特的艺术张力。读者被程海的花招搞糊涂了,时而觉得南彧就是另一个人,他与程海的关系真如作品所说的主诉人和倾听者的关系;时而觉得《热爱命运》不是一部小说吗?它是程海署名并享受著作权的,他是程海“假语村言”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时而又觉得南彧是不是就是程海自己,他或是程海的全部,或是程海的一个灵魂,一个欲望的化身……调动着读者的想象,作者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更大的艺术自由,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与叙述角度相联系,并由它衍生的是作品独特的诗体结构。一是结构的心灵化、情绪化,它是以人物的精神历程为结构主干,而不是以社会人生事件为结构主干。作品迭起的高潮、次高潮是人物的感情、精神和思想,而不是生活事件。对所涉及事件的详略取舍,也全以是否在人物心灵上划出深刻印痕、掀起情感波澜为标准,而不是以事件为标准。例如作品中南彧和蓝桂桂的结识、定情、结婚、日常生活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点用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作品开始在找朋友喝鲜蜂蜜,喝蜂蜜又无端引起借宿,借宿又将南彧同叶凯分作两处,经不起严格的真实生活的推敲。与此同时,南彧同挑水女子的四次见面就更莫名其妙了,十分随意。这些都说明了《热爱命运》是心灵结构的诗体浪漫主义小说,而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它如《浮士德》《神曲》《欧根·奥涅金》,而不是《复活》《人间喜剧》。小说第十八章南彧到叶凯处,叶凯取出他发表的几篇散文,南彧批评说:“很不错,只是有些地方匠气重了点。”叶凯却说:“你有你的自然,我有我的自然,各种自然之间千差万别。你认为不自然的,也许正是我的自然。”这或许可以说明,程海自觉追求的不是大家公认的现实、客观的自然,而是复杂万端、变化莫测、奥妙无穷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然,即使不认为这种自然更真实,起码也认为它具有同样的自然的价值。二是其他人物,以及其他人物的故事在《热爱命运》中出现,都具有思想文化、精神心理类型的抽象意义,而不是为了或主要不是为了组织成现实的人物关系。如在男性人物中,叶凯是宗教隐逸型的人物,他的坚定明晰的理性精神,返归自然的处世态度,恰与现象上热衷于成名,欲望很强,灵魂躁动不安的南彧形成对比;而南彧的顶头上司王主任则是随波逐流、意志薄弱的世俗生活和世俗处世态度的精神代表。在作品中占了很重要地位的田大光,作家实际上是把他当作主流儒家文化的代表来塑造的,他能忍、能让,爱情专一,富有牺牲精神。他终于同所爱的叶小昙结婚了,但却因对妻子的崇拜珍爱而压抑了自己的雄性能力。当得知妻子与南彧同居后,他虽然恼怒,但为了保全妻子的名声,却作伪证来否认……他是传统的化身、道德的楷模,但却活得窝窝囊囊。在他身上寄寓了作者对道德教化的儒家文化的批判意识:它很美,但却没有生命力。田大光这头睡狮在最后的觉醒,表现了作者对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和预言。在作品的女性形象中,蓝桂桂是传统文化中贤妻良母的代表,她爱,她奉献,她付出,但面对外来力量的竞争,她却毫无力量,只能委曲求全—她是女性中的田大光。叶小昙是女性中的南彧,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中,她的灵魂同样充满了感性和理性,肉与灵分裂所带来的全部痛苦。至于蓝桂桂的舅母则是没有灵魂的肉的化身,她以用肉体取悦男人为最高的满足,作者对她也是鄙视的。如果说南彧妗子是饱经世故洞明世事的乡村哲人、女中丈夫的化身的话,南彧母亲则是传统道德的受害者。她是受难的基督,是母爱的化身,她同蓝桂桂是年龄、时代不同的同一文化承载者,因此也一样为人们悲悯。同南彧一样,他们虽有文化精神类型的意义,但这并不排斥他们是作家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现实生活的产物,他们不是凭空捏造的,具有不同程度的艺术生命力。不知是谁说过,凡庸的诗人只能模仿现实,天才的诗人却能够虚构现实,程海的小说让人想到了他对凡庸诗人的超越。

艺术感觉力是作家必备的诸多才能中最主要的才能,作家的艺术感觉力又常常构成作家独特性的基础,是将作家同他的许多同行区分出来的主要标志。程海的艺术感觉力奇特而卓越,尖锐而犀利,平常的生活,平常的细节,别人笔下司空见惯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却常常现出了新意,让人突兀而惊喜。这样的例子在《热爱命运》中也俯拾皆是,鉴于本文已经很不短了,这里的分析只好从略,只摘引萧云儒同志的一段评《我的夏娃》的话作为旁证,他说:“作为诗人,程海用一副超乎敏锐、简直就是尖锐的神经感应着人生,为了让这些巨澜般鸣响于心灵的感受传达给社会时能够保持原有的高分贝,他喜欢在小说中选用罕见的命运、异态的性格、利刃般的细节,将人物的形态、心态、情态,将作者的感察、感觉、感思,强化到极致。读者于是感到电流乍然接通时的震颤和豁亮。不在你心里烫烫地烙下一点什么,他是不甘休的。”(见《小说评论》1991年第6期)

末了我还想提请读者注意作品中程海自己借人物之口所发表的关于作家、关于艺术、关于作家艺术家与读者的几段见解,我以为它们都是作家关于自己《热爱命运》的艺术特质的提示,是作家长期实践、长期思考的结晶,内中有汗水、有眼泪也有心血。特别是他关于艺术真实的看法特别使我感动,我从中看到他的执着、他的勇气,也找到了《热爱命运》之所以是这样的《热爱命运》的原因。“如果我穿过那些愤怒的冰雹时我身上被打得片甲不留,再没有一片布和一丝纤维来遮盖我赤条条的灵魂,说不定我反倒有资格站在西天净土之上了。”—作为程海的朋友,作为关心祖国艺术的现在和未来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我不希望因外部的或内部的、客观的或主观的原因,使程海站在西方净土之上,而是希望他心无余悸地站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困惑而又充满希望的黄土地之上,一如既往地思考、劳作,放射出更为夺目的光彩。

1992年元月9日

编 委 会

顾问:程海 李星 肖云儒郭匡燮

主编:郭淑萍

版务总监:月亮之巅

编委:张亚兰 董蛟 曹斌 张欢电 曾威 李晓卫

精 彩 回 顾

1.【群贤发声,一槌定音】四位文坛画坛大咖美评程海书画 2.【世纪传承,海腾虎啸】陕军东征五虎将程海书画

3.中蛊的白狐

4.郭淑萍诗集《白狐》后记

5.白狐,涉水而来

6.【郭淑萍新作欣赏】山寺梵音笼红尘.色即是空

丛 林 文 学

制作:月亮之巅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返回顶部